這一單元的主題是中國經濟研究和教育現狀評估。我用這個機會講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經濟研究和教育的歷史性貢獻，二是經濟研究和教育如何與時俱進。
一、經濟研究和教育的歷史性貢獻
過去30多年，在中國，現代經濟學的思想、學術、教育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發展共進，既直接有益于中國經濟改革，更是積極地推動了中國經濟改革。30多年來，中國經濟從一個貧窮的、封閉的計劃經濟，高速增長為一個開放的、中等收入的新興市場經濟，在世界上能有今天這樣的地位，中國的經濟研究與教育應該說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為什么這么說？比較改革之前與之后，發生在中國的最主要、最重要、最顯著的變化，簡單概括的話，就是“開放”和“放開”。開放就是對外開放，貨物、人才、資本的跨境流動。放開包括兩條：一是引入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二是改變產權、所有權、治理等激勵機制。而這里的基本思想、學術研究、政策研究都是經濟學研究的貢獻，同時也是經濟學教育的貢獻。想一想，這些經濟學的專門術語，比如“市場”、“價格”、“產權”、“激勵”、“宏觀調控”、“尋租”、“三架馬車”、“M2”等，今天已經成為中國老百姓的日常詞匯，也成為中央和國務院文件中的標準用語。如果沒有這30多年來市場導向的經濟學家的工作，是絕對不可能的。再看一看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有關經濟改革的部分，更是現代經濟學在過去30多年普及和深入人心的例證。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另外兩個社會科學的學科領域--政治學和法學，經濟學在中國過去30多年的作用就更加顯而易見了。
我下面舉三個例子——三次會議來說明經濟政策研究如何推動中國經濟改革。
第一次是1984年9月3-10日的“莫干山會議”。這是一批中青年經濟學學者在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一次學術討論會?；谥稗r業改革的成功，1984年中國經濟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這次學術研討會針對改革中的實際問題展開討論和爭論，重要話題有：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企業自負盈虧；沿海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金融體制改革；股份經濟；糧食購銷體制等，涉及了經濟改革的主要領域。這次會議不僅對高層決策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使一批以市場導向為改革方向的中青年經濟學者脫穎而出。30年后，當年的中青年經濟學者已經成為中老年人，但是他們今天仍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學術思想引導者、政策制定者和推動者。
第二次是1985年9月2-7日的“巴山輪會議”。1984年10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之后，經濟改革出現高潮的同時也出現了宏觀經濟不穩定，如銀行信貸失控，投資與消費增長過快，通貨膨脹等問題。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共同舉辦“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在從重慶到武漢的“巴山號”長江游輪上召開。這次會議的重要意義在于首次引入了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參加會議的海外學者有耶魯大學教授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哈佛大學教授雅諾什·科爾奈（Janos Kornai）等。
第三次是1994年8月23-26日的“京倫會議”。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之后，建設市場經濟基本框架成為重點?！爸袊洕w制改革的總體設計”課題組和“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組在北京京倫飯店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如果說“巴山倫會議”上以宏觀經濟學為主線，那么“京倫會議”上以微觀經濟學為主線，特別是圍繞著轉軌時期的產權、公司治理結構、債務重組和破產程序等。與會海外學者者有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 ）、斯坦福大學的保羅·米爾格洛姆（Paul Milgrom ）、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 ）、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MaKinnon ）、劉遵義以及圣克魯斯加州大學的黃佩華等。我和在座的許成鋼也參加了那次會議。
我下面再通過三個例子來說明經濟學術研究和教育在中國的演進。
第一個例子是1985年在美國成立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至今整整30年。這個學會致力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教育，傳播現代經濟學的學說。比如1989年出版的由學會成員湯敏和茅于軾主編的《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是很有影響的介紹現代經濟學前沿的書，在高等院校中很有影響。學會在1993年組織編寫了一套 “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共14冊，對普及經濟學知識發揮了作用。同時，學會還組織了留美學者到國內大學授課，這也是在國內系統推動現代經濟學教育的開始。
第二個例子是1994年由林毅夫、易綱、海聞、張維迎等在北京大學成立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聘任海外經濟學博士回國任教，系統講授現代經濟學。中心組織“中國經濟學年會”，出版《經濟學季刊》，在推動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作出了開創性貢獻。這是在中國主要研究型大學內以新開辟“特區”形式推動經濟學教育的成功范例。
第三個例子是2002年我同在座的白重恩和許成鋼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創建的“特聘教授”項目，共有15名海外經濟學學者到清華大學授課。這是在國內已有學院內通過改革來推動經濟學教育。從這以后，越來越多的大學內已有學院推動經濟學教育改革。清華特聘教授項目對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影響還在于這15人中的10人正在擔任國內經濟相關學院的院長和副院長，另外2人曾經擔任。除了我和白重恩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副院長外，李稻葵擔任清華蘇世民學院院長、田國強擔任上海財大經濟學院院長、周林擔任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洪泳淼擔任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謝丹陽擔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白聚山擔任南開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李奇擔任首都經貿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王一江擔任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此外，艾春榮曾擔任上海財大統計學院院長、譚國富曾擔任上海財大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通過這些崗位，這些在國外執教多年的經濟學學者為推動在中國高校經濟學教育發揮了很大作用。
今天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不僅與30年前不同，就是與20年前、10年前都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在學習、吸收、并且規范使用經濟學的思想、概念、方法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尤為突出。這可以從在國內經濟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中可以看出?，F在參加國際研討會，國內學者或學生也很難發現某一領域或某一研究方法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了。這些都是歷史性的變化，趨勢性的變化。再同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比較，就更能看清我們已經走了多遠。
因此我的判斷是，伴隨中國30多年經濟改革、開放、發展，中國的經濟研究和教育有歷史性貢獻，也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二、經濟研究與教育如何與時俱進
在改革開放35年后，中國不再是窮國，但也不是富國，而是中等收入大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與教育如何與時俱進？這里包括三個問題：如何為經濟學的學術研究作貢獻？如何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發展創新作政策貢獻？如何在普及經濟學教育的同時提高教育質量？這些都是值得系統探討的問題。因時間關系，我在這里只對經濟學的學術研究談三點。
第一，研究大問題，特別是與中國經濟相關的大問題。
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科學研究有兩種路徑：問題導向和工具驅動。這兩種都需要，分別都能做出好的研究，結合在一起能作出更好的研究。這些年來我們在分析工具方面進步很大，但現狀似乎是過于偏向工具驅動，既依照工具找問題，通常并非是重大問題。給定這種現狀，我們就應該積極推動研究大問題，特別是與中國經濟相關的大問題。
不過，我們不應責怪學生和年輕教師在數理技術和方法論上的追求，以工具為驅動做研究。我們還是應該鼓勵他們學習前沿方法，掌握先進工具。為什么？在我看來，人生職業中不同階段應該有不同的側重。對多數學者來說，在年輕時打下好的方法論基礎是極為重要的，對日后研究有巨大幫助。對資深學者來說，則應該更多地思考和研究大問題。因此，中國的資深學者有責任要把研究與中國經濟相關的大問題，特別是深層次問題，放在首位。
中國經濟中的問題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中的問題。這與10年前，20年前的情況不同了?，F在沒有人可以無視中國經濟。不過，經濟與經濟學不是一回事，經濟搞得好與經濟學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經濟搞得好，德國經濟搞得好，并沒有產生太多著名經濟學家。而印度經濟沒有中國經濟搞的好，但出現了不少好的經濟學家。經濟大國不會自動成為經濟學大國。況且，并不一定是本國人做出有關該國經濟最好的學術成果。舉一個管理學中的例子。日本豐田汽車的“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的管理方式理論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MIT的美國人總結出來的。
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為研究大問題提供了很多素材，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一些天然優勢，比如對制度細節的了解，對數據的掌握等。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要把這些天然優勢轉換成學術優勢并不容易。相對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中國有特殊的困難。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非常不同：自然科學從思想到方法早在一百年前就與世界接軌了。但是經濟學只是近30年來才開始學習世界主流。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經濟學研究的經濟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所以經濟學與哲學、歷史、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密切相關。而我們的教育和研究在這些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還比較滯后，經濟學很難單科推進。所以，我們要花大力氣，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
第二，理解經濟學創新，特別是中國經濟相關問題學術創新的含義。
在我們致力于研究中國經濟相關問題時，我們容易看到中國的現象與現有的理論之間的距離，但不容易看清其中的深層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機制原理。因此，在經濟學創新，無論是理論上，實證上，還是政策上，嚴謹、系統、深入的研究是必須的。
經濟學的創新不是停留在表面現象上的描述，而是基于深入分析的創新，是能夠不僅解釋中國，也能有一般性意義的創新。中國特色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如何解讀則大有學問。停留在表面的中國特色上而無深入分析是很難說服人的。進一步說，過度強調中國特點反而使得中國故事變成特例，缺乏一般性，缺乏解釋力，缺乏可復制性。設想一下，如果工業化和現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可以實現，那還有一般性嗎？假如日本豐田的管理經驗完全基于武士道精神，那還有什么一般意義呢？事實證明，沒有基督教文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照樣實現；沒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管理也能適用。這才是一般性理論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能否復制取決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國問題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擺脫“特例”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寬廣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國家的經驗中去。所以它應該是一個從一般理論到中國問題，再從中國問題到一般理論的過程。國外經濟學家并不是對中國問題不感興趣，但是他們評價中國問題的研究有些困難，一是因為他們不太清楚中國的制度環境和中國數據的可靠性，二是雖然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并無偏見，但是他們堅守一些基本的經濟學理念，需要靠理論和事實去說服。所以我們要做有說服力的研究。
第三，中國經濟相關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創新舉例。
我舉兩個我熟悉的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教師研究的例子來說明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同時又發展分析工具的。中國有許多經濟政策出臺或即將出臺，其規模和方式都很有意義。對這些政策的評估和評價中可以引發有意思的研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當年就是從韓國的通貨膨脹中受到啟發而發現貨幣的數量理論。
比如2008年中國的“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是一個有顯著意義的政府干預事件。對此有各種判斷，但都是基于感覺或猜測。清華經管學院教師歐陽敏與彭玉磊合作的論文是對2008年經濟刺激政策的細致研究（“The Treatment Effects Estim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2008 Economic Stimulus Plan of China”）。這個研究計算出這個刺激政策導致了GDP上升3.2%，但只是暫時的。為了得出結論，現有的計量經濟學工具是不夠的，他們就擴展了現有工具。所以這既是研究大問題，又是在研究中發展工具的例子。
另一項研究是清華經管學院的白重恩、李奇和歐陽敏關于房產稅與房價關系的研究。房價是老百姓關心的大問題，而房產稅是政府關注的大問題。他們發表的關于房產稅與房價關系的“雙城記”論文（“Property Taxes and Home Prices: A Tale of Two Cities”），是對上海和重慶這兩個城市引入房產稅的試點的研究。他們的研究發現引入房產稅在上海降低了房價但在重慶卻提升了房價，而這種相反的結果是可以用經濟學解釋的，它與具體的房產稅設計方法，即對哪些住房征稅有關。同樣，這個研究需要使用和發展計量經濟學的工具。這個研究雖然不乏“中國特色”，但是具有“一般規律”，因為背后的經濟學原理并非中國特有。
最后我提出一個可能引發創新和受到較大關注的領域：政治經濟學。我說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現實經濟中的政經關系、政企關系、政商關系。經濟問題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這在世界各國都一樣。但是在中國，國家和政府的強大尤為突顯，中國經濟中的政經關系、政企關系、政商關系尤為復雜，這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疇。毫無疑問，這是大問題。而我們中國的經濟學者在這個領域有一些天然優勢，因為外國經濟學家最不容易了解的也正是這個方面。他們很容易用他們熟悉的情況來外推中國的情況，結果會導致判斷錯誤。所以這可以是一個基于中國問題進行經濟學創新的領域。不過創新并不容易，即使我們有一些信息優勢，我們未必就有深刻理解，更不一定能夠提煉出具有一般性的道理，非有嚴謹的、系統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不可。這是我們中國經濟學者的學術研究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