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關于“中國政治不透明傷及中美關系”的文章引起了社會一定的關注。謝在其文中大致提出了這幾個觀點，即“中國政府在許多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是不透明的”、“中國在國防政策、國家安全政策上是不透明的”、“中國在對美態度上是不透明的”，并因此提出了“政治不透明傷及中美關系”的結論。然而，坦率來說，謝淑麗的文章雖然指出了一些中國政治中眾所皆知的“不透明”的現象，卻忽視了這些現象背后的真正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因為果。
中國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不透明有其合理性
毫無疑問，在今天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很少見到類似于西方發達國家激烈的議會辯論或是聽證，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政治過程就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箱。事實上，大多數中國政府政策的出臺都往往要經過十分嚴格的論證和十分激烈的爭論。與西方政府不同的是，這個論證的過程經常在體制內完成，而很少接受社會第三方的評估，而有關的爭論往往也被嚴格控制在體制之內，并盡力不給外界以體制在這一問題上發生分裂的印象。在很多時候，爭論甚至一定程度的對立是中國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常態現象，而且幾乎路人皆知，只是這種“公開”不是公開的向大眾說，而是一個范圍相當大的精英團體內部心照不宣的默契與體會。在現實中，由于這個精英團體的與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信息向公眾甚至向國外公布的速度都是很快的。當然，由于這種公開的非制度性，也造成了小道消息滿天飛的情況。說句不客氣的話，由于與大量的體制內精英存在利益關系（比如雇傭他們的親屬或子女），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國外大的機構或企業甚至比國內很多體制內的精英都知道的更快、更多、更詳細。
公允地來說，除了涉及高度敏感的意識形態或國家安全的政策（這個問題將在下一部分中論述），中國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早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公開。之所以這種公開沒有成為一種西方民主生活中常見的辯論秀，除了中國文化注重大局上的和諧一致、強調“和而不同”、厭惡“黨爭誤國”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認為，政策上分歧的公開化不僅會影響黨的權威與凝聚力，而且很容易讓技術上的爭論演變為意識形態上的路線斗爭（這種路線斗爭在歷史上給黨和國家都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中國是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地方主義、宗派主義是國家發展的強大敵人，它不僅阻礙了統一市場與法律制度體系的形成，而且還會造就筑基于裙帶關系之上的利益集團。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過程，就是理性官僚制度馴服這種地方主義、宗派主義的過程。然而，理性官僚制度不能憑空而來，在大多數失敗的第三世界國家里，那些冠以最現代官僚制度形式的官僚機器大多被地方主義、宗派主義所捕獲。只有少數國家因為發現了建構理性官僚制度的資源才得以避免這種悲劇性的結果。在韓國，是日本人留下的關東軍里的韓國軍人集團演變為了層級制的官僚機器，而在中國，則是“黨-革命軍隊”的動員模式最終為理性官僚制度提供了基礎。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更嚴密、動員能力更強，更能突破地方主義、宗派主義，汲取社會資源以滿足戰爭的需要。在革命成功以后，中國政府的治理體系，實際上也是依循著革命時代的黨的組織模式而展開。黨的能力直接關系到國家機器動員社會的能力。一旦黨的能力下降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也隨之下降。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里，正是由于黨的能力的下降，造成了政府里的“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再度興起，并成為今天繼續深化改革的最大阻礙力量。也只有站在這個角度上才能理解，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要深化改革，必須首先從嚴治黨。因為黨的力量才是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力量。問題在于，當中國共產黨通過“歸口管理”、“黨管干部”等方法，讓黨成為了制定政策、貫徹政策的核心力量時，政府治理的行政問題與政黨治理的意識形態問題在場域上就產生了重疊。這種重疊讓許多政策上的爭論往往被賦予了超越行政本身的政治意義，甚至被上升為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路線問題”。這也讓政策制定過程的公開化很有可能畸變成為黨內矛盾的公開化，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旦這種公開化成為現實，那么一方面黨很可能會因為分裂而元氣大傷，另一方面，黨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大鳴大放中，占據意識形態制高點的保守派更可能會壓制住務實的改革派，從而讓改革出現倒退。在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今天，恰恰是為了保證改革的順利推進，在很多時候，必須對政策制定的公開化進行適當的限制。
中國國家安全政策上的不透明是外部壓力的結果而非原因
如果說謝女士在“中國政治不透明傷及中美關系”一文中對于一般公共政策的討論還多少有些道理，那么她對于“中國國防政策、國家安全政策導致外界對中國疑懼加深的判斷”則是一種典型的倒因為果。自1949年以來，中國就處于高度的外部壓力之下。北部有蘇聯，南部有印度，東面是美國支持的日本、臺灣和東盟，可以說是強敵環伺。如果考慮到自晚清以來近百年遭受侵略的歷史，那么就應該很容易理解在這種壓力之下，中國的國防政策與國家安全政策必然會傾向于保密而非公開。這種不公開的原因并非對周邊世界存在陰謀，而是對自身安全的不自信。事實上，對于任何一個遭受超級大國威脅的國家，恐怕都會對“公開”猶豫再三。事實上，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的國防政策正日趨公開，但是目前這種“公開化”最大的阻礙，恰恰來自于對美方的擔心。美國近幾年來，對華態度的日趨強硬、對日本重新武裝的支持以及對南海島嶼聲索國的支持，讓中國正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如果考慮到中美力量尤其是中美軍事力量的對比，就很容易理解中國希望在相關信息上有所保留的做法。一個軍力上明顯弱于美國的國家，一個長期面臨美-日-臺-東盟-澳大利亞圍堵的國家，在面對日趨奉行單邊主義甚至帝國主義的的美國時，如果不有所保留，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今日美國與西方國家的軍事公開，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的偶然。在冷戰時期，歐洲事實上處于美國的軍事占領之下，在北約的統一架構下，歐洲對于美國來說沒有秘密，中國永遠做不到這種公開性。更何況，即便歐洲對美國如此公開，美國就因此滿意了嗎？考慮到美國情報機構對三任法國總統的監聽，對默克爾的監聽，其實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相對于美國的控制欲，即便是作為美方最親密伙伴的歐洲，其公開程度都是不夠的。如果再考慮到，從不公開轉向公開的卡扎菲、穆巴拉克的下場，那么我們同樣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對美國信息上的毫無保留，其實不過是對美國毫無保留的干涉打開大門。在美國沒有給予中國充分的安全保障的時候，要求弱勢一方的中國充分公開是不公正的，因為在這個時候，秘密本就是安全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不是中國的不公開傷害了中美關系而是中美關系的緊張造成了中國的不公開。
實事求是地講，抱怨中國的不透明嚇著了美國，是一件十分喜劇的事情，這好像一個重量級拳手楚楚可憐地抱怨自己的中量級對手不肯透露自己的戰術秘密一樣。更何況，這位重量級的拳手真的對自己對手的秘密一無所知嗎？美國情報部門在中國有多少的線人，做了多少的工作，其實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中國對美國根本沒有什么秘密可言。謝女士對中國的認知障礙不是中國的不公開造成的，而是美國對其對華情報偵查工作的不公開造成的，抱怨中國的不公開傷害了中美關系，其實不過是一個不太好笑的冷笑話。
